刘乐易 等 ｜ 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驱动力与历史经验 —— 兼论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内因

　　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新旧动能转换之际，又遭遇全球化逆流，中国现阶段政策似乎并不符合比较优势，与中国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有相通之处。基于从分工体系转变和产业链上下游博弈两个路径，可以具体分析历史上中国在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对经济的长期正向影响，以及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驱动力。进一步，通过比较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印两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本研究提供了历史经验证据，由此得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驱动力与必然性。

　　作者：刘乐易，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曹越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蔡继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新旧动能转换之际，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尚未形成比较优势，又面临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国际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健全产业链工业链韧性似乎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正如中国早期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虽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结果，经济学界对国家早期是否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拟分别从理论实证与历史经验两方面，论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并进而探讨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在驱动力。

　　当代中国早期选择了进口替代政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在短期内初步建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1978年间，化肥、原油、原煤、发电量、成品钢材、焦炭、水泥、硫酸、化学纤维等主要工业品产量都增长了数十甚至数百倍，其中化学纤维还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工业生产总值指数翻了15番有余。但同时，由于将资源集中在重工业，也造成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不仅轻工业产量增长率低下，且品类单一，整个经济体也出现了价格扭曲与资源错配。

　　虽然中国已经跨越了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但以往的经验对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的探索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因为这种探索不仅涉及国内生产力的长期发展，也涉及国际贸易利益拓展。鉴于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旧动能转换对于国家生产力的影响，而忽略了对贸易条件与贸易模式的改变，本文将通过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驱动力来说明适度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国家长期的贸易条件与贸易模式改变也是有益的。本文拟运用基于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的国际贸易模型，分析从分工体系转变和产业链上下游博弈两个路径对于中国早期建成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长期正向影响，解释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驱动力，并通过对相关国家贸易政策选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比较提供历史经验证据，揭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因。

　　当代中国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策略主要受苏联的影响。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根据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图式得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受列宁思想的影响，斯大林在苏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在此时期，东欧各国也普遍照搬苏联模式，实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的策略。中国早期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无疑也受到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和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验启发。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早期的发展的策略选择，展开了热烈讨论。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扭曲了经济结构，从而对这一战略选择持全面否定态度。林毅夫认为，在一定要素禀赋结构下，一国产业体系的选择与升级应该遵循要素禀赋结构。中国放弃赶超战略，采取遵循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的策略后，才顺利从初级产品出口转向加工制造产品出口。

　　另一些学者则肯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合理性。武力和温锐指出，正是新中国落后的经济环境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促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姚洋和郑东雅认为适度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地增长提供前提。他们进一步比较了中国进行平衡发展的策略与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结果，证明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更优。林晨和陈斌开认为重工业基础对轻工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正面影响。邓宏图等则用倒U型理论说明了在长期经济稳步的增长中需要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达到最初的、必备的“门槛条件”。贾根良则强调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国家发展初期是否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对比较优势原理的质疑。

　　依据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一个国家在发展早期似乎应该直接以初始比较优势融入世界贸易之中。然而，对于一个动态发展的国家而言，除了来自初始分工的当期贸易利益，还需要仔细考虑影响长期贸易利益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和产业体系升级等。

　　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质疑静态比较优势原理的经济理论不在少数。李斯特提出，发展生产力比获得贸易利益更能提升国家力量，落后国家需要扶植工业发展。进入20世纪4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等多种理论指出，经济结构僵化限制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定要通过政府干预打破静态均衡。而以“中心—外围”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按照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安排，欠发达国家会陷入“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

　　经济学家们为应对“比较优势陷阱”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理论支撑。Rosenstein-Rodan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步提出著名的“大推动理论”。Hirschman则提出应投资主导部门，通过关联效应带动其他产业高质量发展。Rostow的“起飞理论”同样支持建立发展主导部门。Gerschenkron认为落后国家需要政府介入，促进重工业投资。钱纳里等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认为一国需要先经过一个进口替代和提升投入产出效率的时期，而后才能成功参与世界市场竞争。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比较优势理论开始由静态向动态发展。目前，国际贸易理论对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生比较优势的阶段性长期发展路径，另一种是内生比较优势。前者从成本、技术、要素等外生比较优势的后天演变中诠释比较优势长期动态平衡。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费用论”认为比较成本是可改变的，后发国家的保护政策扶植幼稚产业是改变的关键。“技术差距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源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技术阶段，技术比较优势会随着产品技术扩散而趋弱。Balassa在外贸优势转移假说的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后者认为比较优势发展的内生推力最重要的包含研发与专业化分工。

　　内生与外生比较优势对于市场与政府的角色有不同的刻画，因而对于贸易政策的可借鉴程度有较大差异。内生比较优势刻画了一种经济体内部自发形成与演进的比较优势，因而对于贸易政策的可借鉴性较弱。关于外生比较优势长期路径研究中，有支持进口替代与支持出口导向之分，有助于宏观政策的选择与分析。例如，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费用论”成为战后日本产业体系理论研究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论”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考察，我们得知，一方面，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与新结构经济学深入分析了遵循初始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好处，但是忽略了比较优势是能够最终靠产业升级而动态变化的，将发展与现有比较优势不符的产业视同违反比较优势原理，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的固化；另一方面，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文献肯定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跳出静态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框架，以提高生产力为导向走上向内发展、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但又忽略了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从国内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似乎默认比较优势原理已不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生产力发展与贸易利益获取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只有对外生比较优势的动态化研究，才能把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产业政策研究与以贸易利益获取为核心的贸易政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与国际分工交换及贸易利益分配统一起来。

　　本文继承了动态比较优势的经济思想，认为比较优势原理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般机制，所有贸易行为与贸易政策都根植于比较优势原理，从比较优势出发一样能理解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合理性。初始的分工交换，都是从静态比较优势出发实现专业化分工。但是从历史经验中，人们会发现，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加有助于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自给自足能力能够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另一方面，比较劣势产业生产力的从无到有代表着一国迈出了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的第一步，意味着存在产业升级的可能，而产业升级后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这就形成了比较优势从静态向动态发展的驱动力。长久来看，比较优势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静态向动态转变存在驱动力，转变后又会回到新的静态比较优势均衡中，直到新的驱动力再次产生。

　　本文将基于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构建国际贸易模型。所谓比较利益就是生产者通过分工交换而得到的收益（效用），高于自给自足时的收益（效用）或高于其所让渡的产品机会成本的差额。比较利益是分工交换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率是指比较利益与自给自足时的收益（效用）或机会成本之比。比较利益率均等是指参与者从分工交换中得到的比较利益率相等。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统一了国内外交换，确定了分工交换的均衡比例与价值决定，兼顾平等与效率，适用于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国际贸易问题。

　　一国产业体系中缺失环节的从无到有是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一个特殊情况，或是说初始情况。根据李亚鹏与蔡继明等所建立的分工体系模型，一国建立独立自主且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可以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出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第一类是不变分工体系，指贸易各国都为不变分工，不能改变专业化分工方向。在2×2（两国两产品）的不变分工体系中，两国的绝对生产力qij满足如下关系：

　　第二类是可变分工体系，指体系中贸易各国都为可变分工，能改变专业化分工方向。在2×2的可变分工体系中，两国的绝对生产力qij满足如下关系：

　　第三类是混合分工体系，指贸易各国中存在可变分工国家，也存在不变分工国家。假设国家1是可变分工，国家2是不变分工，那么两国的绝对生产力qij满足如下关系：

　　在2×2的贸易模型中，国家1和国家2在可变分工v、不变分工c与混合分工m三种体系的均衡交换比例（交换能力）有如下比较关系：

　　式（4）说明在国家2是不变分工的情况下，国家1从不变分工转变为可变分工会恶化国家2的贸易条件。式（5）说明在国家1是可变分工的情况下，国家2从不变分工转变为可变分工能改善贸易条件。

　　总结而言，在贸易中率先从不变分工转变为可变分工的国家能改善贸易条件，而在产业体系建设上落后于他国则会恶化贸易条件。因此，建立起独立自主且相对完整产业体系可以使一国从不变分工国向可变分工国转变，从而改善贸易条件，提升劳动折算能力，从而大幅度提高贸易利益，增进国家福利。

　　在形成可变分工体系后，我们借鉴姚洋和郑东雅将中间品、最终品分别视同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假设，构建了一个出口中间品进口最终品的国家与进口中间品出口最终品的国家之间的关税博弈关系，阐明比较优势从产业链下游（轻工业）向产业链上游（重工业）升级带来的博弈力量与国际话语权提升，也就是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的未来收益。

　　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上下游国家间能够最终靠“中间品出口商→中间品进口商→最终品出口商→最终品进口商”这样的产业链密切联系在一起，每个国家都具有“有出有进”的贸易特点。一个国家可以既是中间品出口商又是最终品进口商，另一个国家可以既是中间品进口商又是最终品出口商。在贸易政策上选择合作或是对抗，带来的是双向多角度的影响，即上游产品变化最终会回流到下游国家，而一国会同时成为一条产业链的上游与下游，从而互为上下游的国家能形成关税博弈关系。

　　下面我们分析2×2（两个国家两个产品）的可变分工体系环境。其中两个产品的关系为，x为生产y的中间投入品，y为x的最终制成品。在变量设定上，i是指国家，i∈{1，2}；xi与yi是国家i两产品的自给量，上标d代表进口需求量，上标s代表出口供应量；qix和qiy是国家i生产产品的绝对生产力；lix与liy是国家i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且两国劳动力规模标准化。

　　效用函数形式设定为单消费品时的Cobb-Douglas或CES函数。ki∈（0，1），是贸易摩擦系数，是指通过进口获得的商品只能得到ki单位。

　　生产函数形式设定为Cobb-Douglas函数。生产x只需要投入劳动力，生产y需要投入劳动力与中间品x，其中劳动力l的生产贡献率为α，中间品x的生产贡献率为β。

　　AA模式为两国都选择自给自足的状态，不进行贸易，CC模式为两国完全专业化分工的状态。AA模式的引入是作为博弈的退出基准，退出基准可以限制国家关税率的边界。

　　在CC模式下，每个国家的政府能强加一个关税率ti在进口商品上，关税收入被平均地分配给进口商品的国内购买者。

　　模型的求解思路个人会使用两步法求解最优关税率，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第一步得到了AA模式与CC模式下两国的最大化效用：

　　接着在CC模式中，以AA模式的解为退出点，求解关税纳什均衡，即国家1和国家2关税反应曲线的交点。

　　的关税率，t″2为让国家1留在关税博弈内的下界。此时国家1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国家2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纳什均衡结果中，国家1可以不受限制地充分的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国家2必须借助必要的贸易保护手段才能获取最大利益，且能分割多少的贸易利益受到国家1的自给自足能力的制约。

　　综上，在完全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产业链下游国家可以分割到的贸易利益受到产业链上游国家自给自足能力的影响，而产业链上游国家在关税博弈中可以充分的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获取最大化贸易利益。

　　无论是从不变分工到可变分工的产业体系完善，还是从产业链上下游国家关税博弈的角度，我们都能得到以下结论：对于大国而言，先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后发挥比较优势，比缺乏独立自主能力时一味追求比较优势，能得到更好的贸易条件，更高的异质劳动折算能力，也为未来实现产业升级后能在贸易博弈中更加充分的发挥比较优势作用打下基础，从而能够公正合理地获得更多贸易利益，增进国民财富。

　　上述理论模型的结论亦可从不同国家发展路径的现实经验比较中得以佐证。本节将通过一系列分析比较中印两国的相似经历不同结局，及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本文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提供现实的历史经验。

　　正如前文第三节的结论所述，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后再进行贸易，比缺乏独立自主能力时一味发挥比较优势，能得到更好的贸易条件与价值关系，为未来实现产业升级后能在贸易博弈中更加充分的发挥比较优势作用打下基础，从而长期增进国民财富。现实中，对中印两国工业发展进程与贸易政策的对比也许正好印证上述观点。

　　中印两国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两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几乎是一致的，可以说有着相同过程，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更好地排除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因而对中印两国的不同结局也更有深入分析的科学意义。

　　1990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仅为981美元，而印度为1204美元；但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越2万美元，而印度仍然低于1万美元，如图3所示。

　　图3 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现价国际元）（1990—2022）

　　中印两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发展历史，几乎同时在实施全面进口替代后遭遇危机，而后做调整和转向，最终实施全面改革并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行业（见表1），而且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基础与国际环境都明显优于中国，那么为何发展结果却有如此差异？

　　其中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中国通过三个五年计划的积累与逐渐完备，基本上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工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印度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曾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

　　进一步，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对比中印两国后续的贸易指标以验证第三节的结论是否成立。

　　从图4可发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明显高于印度。这说明，中国的出口品附加值更高，可以交换到的商品价值更高，即贸易条件与交换价值更优；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出口结构优化更快，产业升级更快。

　　由图5可发现，印度比中国采用更高的关税率。根据轻重工业国家的关税纳什博弈均衡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印度获取贸易利益受限更多，而中国的关税博弈力量更强。

　　综上，建立起基本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包括更好的贸易条件、更快的产业升级、更强的贸易博弈能力，这基本印证了本文结论。

　　早在独立战争以后，进口替代与贸易保护的思潮就在美国兴起，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严格采用高关税等进口替代政策下，美国于1860年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制造业国家；1880年变成全球第一工业强国。罗斯托指出美国经济的两次“起飞”都是伴随着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到了20世纪30年代，长期的进口替代政策带来的经济繁荣与国内市场饱和推动着美国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向。此时美国的进口替代政策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受到充分保护的汽车、电气、石化等产业已然在国际市场上有了较高的竞争力。

　　同样地，德国、瑞士、比利时等欧洲不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相似的路径，在前期工业积累的基础和后期出口导向的推动下一跃成为了发达国家，时至今日，这三个国家的商品与服务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人口规模达到了中大型经济体标准，适以分析贸易政策在有可能实现可变分工的大型经济体中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韩国追求比较优势的动态调整，在有选择的干预性工业发展的策略下扶持了众多新兴起的产业。在1960年之前，韩国形成了限制出口鼓励进口替代的贸易战略。随后朴正熙政府追随技术发展和产业体系调整的脚步，转为有偏向的进口替代政策，持续对新兴行业进行特殊扶持。尤其是从80年代开始，韩国随科技革命的步伐对电子科技类产品等高端制造业的扶持。

　　重点行业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使韩国的出口结构得以出现不断的动态优化。在改革初期，韩国仅能出口假发、纺织品和胶合板等简单制造品。后在针对重点行业的贸易保护主义下，韩国在钢铁、船舶和电子科技类产品等中高端制成品上的出口迅速增长。发展到近期，韩国的比较优势已经渗透到汽车和计算机等精密耐用品行业，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

　　如何评价中国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得与失，对于当前新旧动能转换之际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战略选择，具备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在学界，对国家早期是否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存在争议。本文从国际贸易与国家生产力统一的角度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长期正向影响，阐明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驱动力。从各国贸易政策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也能够正常的看到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相似的国际影子。无论是从进口替代政策崛起的美欧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与亚洲相似体量的韩国的动态产业扶植，都是经历了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建立起坚实的产业基础，随后再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虽然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但考虑到内向型投资需要充足的国内市场，可变分工体系的建立也需要研发、资金的大量投入，因此，对于缺乏充足条件的新兴国家，并不适合通过全面的进口替代战略实现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基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体系，对重要但不成熟的产业进行重点扶持，攻克重要环节、关键环节，适时地深化产业链，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动权以增进国民财富。

　　本文的结论也为新旧动能转换之际的中国提供参考。面对世界经济大变局，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攻克仍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问题的紧迫程度慢慢的升高，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驱动力越来越强。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目标领域多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且与国家建设、国家安全相关，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国家从不变分工体系向可变分工体系转化，从而改善贸易条件，提升劳动折算能力，从而大幅度提高贸易利益，增进国家福利；另一方面，培育并建立起新质生产力领域比较优势，相比起从低端嵌入世界产业链，可获得更多更可持续的贸易利益。因此，相比起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强化比较优势以获取贸易利益，将更多资源调度到研发新质生产力领域产品，攻克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再进入国际分工交换中是更可持续发展的选择。目前，一方面强链补链正成为中国现代产业链发展的战略举措，国家战略由“效率导向”向“安全导向”转变，另一方面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全年十项重点工作任务之首，这些举措正是顺应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的驱动力而为，同样也是世界上相同处境国家的自然选择。

　　〔本文为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和实现形式研究”（24&ZD327）、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层次地融合的机制研究”（23&ZD085）的阶段性成果。曹越洋为本文通讯作者。〕